9月5日至7日我来到了保定市，并用三天的时间游历了保定市区和涞水县的野三坡。
一、初识保定府
说初识保定似又不很准确，因为在1984年我曾经来到过保定所辖的高碑店市。那时是为了要参加由总政治部在陆军112师召开的全军文化工作会议，我代表空军做了典型经验介绍。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华北平原的开阔和平坦，它特别适合机械化部队的演练和奔袭。22年后的今天由于要来做一个项目的考察我才算真正地接触了保定市，并由此而产生了很强的心灵感触。
一是，有关城市建设方面的感触。按说在这些年里我曾经见识过不少大中小型的城市。但是还没有哪一座城市像保定那样能让我在心中产生感佩之情——我为它没有其它城市惯常所有的摩天大楼而感叹；我为它没有其它城市普遍所有的奢华和浮躁而赞叹。当我们驱车在保定市区游览时，进入眼帘的净是一些低矮的楼房：住宅楼都是清一色的六层楼高，办公楼和宾馆也多在十几层高；接待人员在向我们强调他们这个城市没有扎堆建设的高楼大厦时，话语中丝毫没有流露出嫌弃自己城市土气的意思。说话间我们就来到了一幢在二十年前建设起来的只有十层楼高的《东方大都会》，它现在依然还可称得上是保定的一个高楼大厦。在当前国人竟相追逐表面的繁华，满足浅薄的视觉感受（我国北方有一个很大的县级市为了显示自己的发展速度和现代气息，曾经要求在主干道上建设的房屋一律不得低于4层楼高，由此竟然导致出现了一大批前脸只搭了个4层的墙高而后面却只有三层楼体的房屋，真的是闹出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和千古的奇谈）时，保定可以说是一个异类，但这却是值得称赞的风貌，它也恰恰是保定的可贵之处。我们评价一个城市是否现代化不应仅仅停留在城市的规模和高度方面，而应该注重它的功能是否宜居和方便上。我们在欧洲访问的时候，在市区里很少见到高楼大厦；世界著名的航空港巴黎的戴高乐机场候机楼里面竟然也是水泥墙裸露着，但它们那里却是异常的富庶和繁华，而且这也同样没有影响到人们对它们的正面评价。老实说，我们现在大多数的城市建设都已经是过度膨胀了——你看这边是塔吊高耸，那一边却是房屋大量的空置。国家现在是到了应该检讨自己的经济指标和发展思路的时候了。要知道，我们的GDP不是用来给外国人看的，我们的摩天大楼也不是用来观瞻的，所有这些都应体现和落脚在老百姓的收入是否能够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国人的生活水平是否能够随着大楼的增高而增高上面的。但是却有数据显示，从1997年到2005年，我国连续9年出现居民人均收入增速明显低于GDP增速的现象。《美国科学家》杂志的文章就认为，国家的强盛与否不应该只看GDP，此外还应注重教育、医疗，以及国民对生活满意度的指数。而《中华工商时报》援引盖洛普的调查数据称，中国消费者的总体满意度在过去十年内则呈先升后降的趋势：1994年为69分，1997年71分，2004年则为67分。这的确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事情了。
二是，有关城市命运方面的感触。自元朝定都北京后，保定就成为了保卫京都、安定四方的门户和要地了。1449年瓦剌部也先就经此北犯京都；李自成农民军也经此进逼京师。北洋政府时期曾在此设置了直隶总督府，民国时期的1935年保定成为了河北省的省会，建国后的1949-1957年和1960-1967年也还两度成为了河北省的省会，但是由于受到文化革命派系争斗等一些因素的影响，河北的省会在1967年的时候就这样的被移至到了石家庄；而就是这样的一个阴错阳差和风云际会却也使保定的城市地位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到保定后第一个让我讶异的事情就是，一个有着1200多万人口在全国排位第四的这么有名、这么较比大的城市它的机动车牌号竟然会是“冀F”，这就意味着保定的城市规模在河北才仅仅占到了第六的位置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和错位呀。但是这到底要怨谁呢？于是我联想到了有关人的命运和运气的问题。我曾经把人的命运界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由自己的智慧所主导的部分——一个你自己能够支配和可以左右的命运。比如当你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即当你的人生面临两种重大选择或者有两条道路可走的时候，你最终是选择了这条路而没有选择那条路，而你的命运和人生由此就大为不同了。对我们普通的人来说，这样的选择通常主要在诸如择校、择业、择偶时体现得最为明显。大家想一想，我们自己在做这几个方面的选择时是否有过错失？为什么中国会有“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样的老话？二是由自己的运气决定的部分——一个你自己不能掌控和决定的命运。比如身体内部罹患了癌症，或者外部碰上天灾人祸——你大老远的来到了普吉岛度假却赶上了大海啸；你兴冲冲来到了红海滨游玩却不期遇上了爆炸案等。那么保定的这种命运结局又是由哪一种行为和哪一个方面所决定的呢？！
